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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郭齐家先生的教育立命之道
来源:先生如是说公众号 作者:曾榕清 发表时间:2018-01-17 2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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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郭齐家先生于北师大正式退休,应邀南下,在北师大珠海分校教授《四书》等通识课程。先生讲《四书》的立足点其实正是鼓励同学们回到“人”本身,回到“心性”的修养上,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层面,关心分数,关心考试,要关注到技术背后的心性,不能一味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片面用科学技术遮蔽人文精神。

 

 

以真诚对真诚,以生命对生命。

——我心目中郭齐家先生的教育立命之道

 

   《后汉纪》上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如果你问我,所谓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会说,就像郭齐家先生这样的。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亲炙邱椿、毛礼锐、陈景磐、瞿菊农、邵鹤亭、张鸣岐、程舜英等老一辈中国教育史学者,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晚年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投入到弘扬中华文化的事业中。先生有着极为深刻的人生修为经历,中年的病苦让他从知识层面逐渐超越至精神层面,晚年的传道让他从学校教育逐渐走向文化普及。行走在知识与信仰之间,讲课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者,练功时是“致虚极,守静笃”的道骨,与人交谈时是“拈花微笑”的佛心,无处不体现着“兴慈运悲,不舍众生”的情怀。他用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对传统文化无比的温情与敬意感染着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学生。今年先生八十岁,进入“80后”,回想起跟随在先生身边读书学习的日子,感慨良多,遂作此文,以享我心目中郭齐家先生的教育立命之道,也作为我向先生汇报几年修学的心得。


孝道——家庭教养的基础


《周易·参同契》:“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历代易学家认为,乾卦与坤卦作为“父母卦”,是了解易经的门户,其余的六十二卦则是在乾卦与坤卦的基础上推演生成,并且各卦诸爻或多或少带有乾坤两卦相应爻位的精神。如周易乾卦初九爻曰:“潜龙勿用”,而屯卦初九爻曰:“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屯难之初,沉潜建侯,守先待后,这其中正是“潜龙勿用”的基本精神的蕴含。周易的这些体例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极大智慧,对于中华孝道有重要的启示。


一方面,没有“父母卦”,便没有整个周易六十四卦的演化,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报父母之恩,这是源于人内在真性情的流露,并非外在强制性的束缚。《论语·阳货》记载,宰我认为三年之丧过久,他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而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认为宰我这是“不仁”的体现,因为三年之丧的基础并非礼制的约束,而是由你本自具足的仁心发出,其中蕴含着你对父母的依恋与感恩。孝是仁心的显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为仁”即行仁,“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所以孝道的提倡是一切积善成德的开始,利于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而由此推广开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等淳化了代代民风,奠定了中国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宽广情怀、“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礼记·中庸》)的文脉传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长》)的大同追求。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郭齐家先生便成长在这样一个注重“家教、家风、家训”的传统旧式大家庭,他曾形象比拟:“其实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民间私塾,就是一个家庭学校,父母亲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母亲教管我们多一些,她是‘生活老师’兼‘班主任’,祖父是我们家庭学校的‘校长’兼‘老师’。”(详阅郭齐家《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教育》)


另一方面,孝道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更是在培育自己的生命根基,正如六十二卦从“父母卦”中继承了相应的精神,而追溯“父母卦”其实是固本培元,成就自己的过程。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礼论》)台湾东海大学蔡仁厚先生在自己家中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牌位,每逢望朔便上香行礼,将现代住宿层面的小家提升为与天地、祖先、圣贤同在的文化意义上的大家,使子孙的生命在日用伦常之间也能与天地相感、与祖先相亲,与圣贤相印,这不是迷信求福,而是自古相传的礼俗,“距离现在5000年的辽宁牛河梁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就先祭祀天,再祭祀地,再祭祀君,再祭祀祖宗,再祭祀老师,这便是儒家信奉的‘天地君亲师’”(详阅郭齐家《中国传统师德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天地恩泽、祖德流芳、报本返始、人文化成也。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人焉。由此而推之,则又之有母之母焉。又知有与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皆由此而生也。”当我们通过家谱,不断追溯自己的先祖,也许在某一代你的祖先与朱熹有所交往,再往上追溯,也许你的祖先是董仲舒的学生……而最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温家宝语),中华文化的先祖们开创了华夏文明的长江大河,“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仁者爱人”的人世关怀,“道法自然”的生命智慧,“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永远灌溉着华夏子孙的民族心灵,“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张载·西铭》)。


对此,郭齐家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人的先天之命在最近这一阶段上是直接由父母孕育的,虽然人出生后就独立于父母之体,但人的根还扎在那里,数还存在那里,故而孝敬父母实际上也是在培固自己生命的根基。在道家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是由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等诸多的时空因素演化而成,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条前因后果长线中的一段,一个诸多因素联系网或球上的一点。”(详阅郭齐家《中国文化与家庭和谐、家庭教育》)


据《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记载,佛陀的父亲净饭王临终前思念儿子,而佛陀当时正在灵鹫山说法,“天耳遥闻,迦维罗卫大城之中,父王悒迟,及诸王言。即以天眼,遥见父王,病卧着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终,知父渴仰欲见诸子”,“于是世尊,即以神足,犹如雁王,踊身虚空,忽然而现在迦维罗卫。”净饭王去世后,佛陀“自欲担于父王之棺”,“手执香炉,在丧前行,出诣葬所”,直至灵鹫山火化父亲遗体。孝道是一个人的生命根基,无论你成就世间、出世间多么伟大的功业,在父母面前你始终只是他们的孩子,佛陀如此,凡夫亦如此,“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告子下》)。


孝道是家庭教养的基础,郭齐家先生十分重视孝道的培育,他本人就为父母念了一千多遍《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注:此经被誉为佛门中的《孝经》),所谓“孝悌之门开,门门开”。他常常跟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日本有一个学生找工作,招聘他的企业家问他是否给妈妈洗过脚,学生说没有。于是学生在企业家的感召下,当晚便回家给妈妈洗脚,当他发现妈妈身上有很硬的老茧时,想起妈妈的辛劳,便留下了眼泪。先生认为,这位学生的泪是自身人性被激发了出来。所谓真正的孝,是从心里开出的花,而不是靠外在的奖励,那是机械式的操作,是用虚假的东西将真正的人性所掩盖了。现代的青年身处时代的浇薄,面对物欲横流,盲目自恣,陷入一片彷徨、迷惘、郁闷、烦躁的境地,犹如无根之木,形如枯槁。那么何处寻根?其实根就在家庭的教养,就在孝道的培育中产生,它是人性人心的纯真流露,是善性良心的深层开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觉处即是知”(《传习录》),体认一分孝道,就要践行一分孝道,如果一个人对孝道没有深刻的体认,没有实际的践行,那么即使他的学识再渊博,名声再显赫,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心性——学校教育的核心


    《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牟宗三先生认为这是将人格神之天转化为形而上之实体,从而下贯而为性,打通“性”与“天道”之隔阂(详阅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这一意识趋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是在“天道”本身,即非“神本位”,而是天人合德的“人本位”。《易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是从内在主体性的开发到形而上实体“天”的超越,正如孔子说自己“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后来的孟子进而发展了这一认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在天所赋予的自然禀赋的基础上,充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以知仁、义、礼、智之性,最终知天。因而正统儒家的学问主要解决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人本身的问题,每个人的一生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工夫,从而达到“发而皆中节”的“中和”状态,最终天人合德,“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郭齐家先生认为,人要活的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要建立道德人格,要挺立道德人品,整部《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告诉你的正是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以及从中获得的做人的乐趣。先生对于学校教育的认识即以此为核心,而这不得不提的是中年那场对他日后的学术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病。


1968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压力,先生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十年之间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几乎是每天都犯病,有时候跟别人说话,说着说着就不行了,头晕目眩,全身出汗,把别人搞得很尴尬。在饭厅买饭也是,人多的时候热气一轰,病了就晕倒在那里了”,“我看到书上的字,密密麻麻的,一会儿就晕了,看着海军衫的线条,看着就晕,眼睛都不敢睁开”。后来在1978年年底,先生有缘接触了郭林老师的新气功——“慢步行功”,在家人的陪伴与鼓励下,不到两年间,身体渐渐恢复了,开始回到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工作。先生在此后还练了不少道家功,并研读了《金刚经》《心经》等佛家经典。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却长期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人们的误解,其实当我们剥去它们宗教的外衣,会发现其中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是超脱目前一般哲学理论与科学实验范畴之外的生命科学。对于这段生病的经历,先生曾说,这是祸,也是福,“我觉得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提升。我觉得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背后还有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所以,后来我讲课也有了一点变化,逐渐从绝对的知识系统里超越出来,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讲课,课堂讲授的知识要包含一种做人的东西,终极的目标是人文的关怀,终极的关怀”,“假如没有这个练功的实践,可能还体会不到这一点儿。我们学习中国文化,不光是要学知识,重要的是安定心灵,让我们的心灵沉静下来,不那么浮躁。我很看重这一点”。(详阅于述胜等《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


2004年,郭齐家先生于北师大正式退休,应邀南下,在北师大珠海分校教授《四书》等通识课程。先生讲《四书》的立足点其实正是鼓励同学们回到“人”本身,回到“心性”的修养上,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层面,关心分数,关心考试,要关注到技术背后的心性,不能一味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片面用科学技术遮蔽人文精神。从2015年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弑母,到2016年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被舍友前男友杀害,再到2017年沅江中学的“好孩子”弑杀班主任,各类事件层出不穷,识者痛心,愚者昧昧!先生更是在讲座中直呼:“我在高校五十多年,我们的教育可谓是每况日下,学校市场化、学位商品化、教育功利化。”诚然,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以仁为基,注重感恩心、观照心、美感心的培育,完善人的性格、情操、心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陆象山语)。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成就多大的功业,“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下》),只要通过自己的心性修养工夫,表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那就是他自己生命价值的彰显。正如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时说:“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 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 教育人如何‘做人’,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 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教育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向自身而不是向外、向上,不是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外在的指令。”(详阅郭齐家《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及现代价值》)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国传统教育以诗教感兴生命,以礼教自立生命,以乐教圆成生命,从而达到个体生命的和谐。当下学校教育要回归到“心性”上,要有真切的生活体验,要有深刻的自我反省,追求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天地宇宙的和谐,守住道德底线,完善人格魅力,成就生活意义,光辉生命价值。王阳明弟子王艮在《乐学歌》中唱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心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於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感悟做人的乐趣,这才是真正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基于此,先生站在儒家思孟学派的角度认为,人性是善性,人心是良心,人情是真情,真正的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灵魂与灵魂的感召,是生命与生命的依托,培养学生具有大爱的胸怀、高尚的德行,以及善念的种子。《楞严经》曰:“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们有与生自来和天道相通的本性,所谓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天然自性“本自清净,本自具足”(《六祖坛经》)。从天然本有自性中,直心而行,让人之常理常道不断地实现实行,通过“三省吾身”“求放心”“存夜气”“明明德”“慎独”“格物穷理”“敬义夹持”“致良知”等工夫,回归到“仁”“良知良能”“心”“道”上,这便是教以成人,学以成人,成君子,成“大人”,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周敦颐语)。


经典——生命教化的智慧


自“五四”以降,主流学者们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压力与忧患,以及自身的急躁与激进,一味地求新求变,将传统与现代对立,将中国故有学问与西方近代思想割裂,“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王阳明语),殊不知“体常而尽变”(《荀子·解弊》),“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余英时先生说:“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而言,西方的成就确实领先不止一步,应该成为其他各国的学习范例。但是现代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详阅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而这同样也是当下的中国所迫切需要反省的。


《华严经》上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这是个生命有病的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心的“物化”。物质文明的飞跃进步逐步取代了人文精神的陶冶,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身心的高度不和谐,人的“怵惕恻隐”之心在近乎病态的环境中“陷溺”,散驰游走,浮嚣歧离,真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之痛。基于此,郭齐家先生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少儿读经,他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启蒙,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国人进行启蒙,这是“五四”运动的超越和拨正,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他说:“中国文化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是‘天子以至于庶人’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我们学习《论语》、《老子》等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为了增长见闻,或者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涵养自己的性情,接上民族的传统,使自己在天地之间可以站得稳、行得正,在纷纭的世事中找到一处心灵的乐土,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追求真善美的互诠、圆融无碍的人生境界。”(详阅郭齐家《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


     从2000年以来,先生开始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大学的课堂给学生们讲,在社区给平民老百姓们,在国家图书馆给部级领导干部们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源于他内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温情与敬意,更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与担当,他想用中国文化来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通过经典来养志、养心、养生命,他说:“该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去布施!财布施、法布施都要去做!”于述胜老师在《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中给先生的评价是:“特殊的家庭和人生经历,把他造就成一位有信仰的学者。他是以宗教家的情怀去教书育人、从事文化普及事业的。”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亲身受益者,他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经典背后不朽的价值,无论是对于个人心灵之安顿,还是对于民族生命之发展,亦或是中西文化之汇通,都有着深刻的价值与意义。


立足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综合观”的体悟,他认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经典体现的是普遍的和谐,圆融无碍的生命智慧。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工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通过‘存心’,做一个好人,清理显意识”。他看到了道家空灵、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自然生命以及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通过‘修心’,做一个修炼人,净化潜意识”。他看到了佛家解脱、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我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通过‘明心’,做一个明白人,趋向无意识”(详阅郭齐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身立命说》)。而这些正是回应当前中国问题的法宝,是生命教化的智慧,是一份珍贵的“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


他在2004年香港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讲演《少儿读经与文化传承》时说:“‘五四’我们引进了科学技术非常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有一个缺陷,缺陷就是把中华经典文化给解构了,在教育上不提它了,渐渐我们中国人从教育上把自己民族的经典文化把它开除了,这个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没有过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是很大的遗憾。”是啊,很大的遗憾!先生时常表露出这份遗憾,这份痛惜。后来他在珠海讲授《四书》等课程,每周四门大课,每门课100多名学生,除此之外还兼任其他学院的专业课,而先生每次上课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拿着放大镜照着自己的书稿笔记,在黑板上写下满满的四面板书。学生们在心疼之余也有疑惑,为什么不把笔记打在课件上,他说:“如果我不写黑板字,同学们就不会做笔记了,课件他们也不一定看的。如果板书的话,我辛苦,他们也辛苦,但是同学们会做笔记,会记住一些。还有,我也当练练字。我们不能总是靠打字啊,久了连字都不会写了,我们的文化载体不能丢失啊!中国汉字本身承载了巨大的文化基因与密码,一字一乾坤,一笔一划皆生命啊!”


先生在每次上课前,主动向学生行礼,后来学生们也开始主动向先生行礼,一句“同学们好”,一句“先生好”,交织辉映成了北师大珠海分校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是活泼脉动的文化生命的课堂!我也曾想,如果我们中国的每个孩子都能时刻在心里向古圣先贤行礼:“孔子好,老子好,孟子好,庄子好”,心中有山河,心中有宇宙,心中有父母,心中有圣贤,心中有家国天下,那么何愁教育的问题不能解决?


“许多经典书籍放在图书馆里,无人翻阅,繁体字看不懂,文言文看不懂,一代不懂,代代不懂!如此下去,中国传统文化就会这么消亡了!”“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骄傲,就因为读了点书。”“我们很多人就像‘香蕉’一样,外面是黄色的皮肤,里面却是白色的,对西方文化略懂一二,对自己的祖国文化一窍不通。”“同学们啊,我年纪大了,讲不了几次,将来靠同学们了。我们学传统文化,不只是在课堂上,更要走进基层中去。你们要真正地去践行国学,到社区给老百姓讲我们的传统经典文化。”“我晚上去上课都会抬头望望天,仿佛我的老师们就在天上看着我,我作为他们的学生,作为你们的老师,真的是不敢讲错一个字,倘若你们当中有一个堕落,那便是我的失职。”……先生这些平实而意味深长的话语滋养了一届又一届的珠海学子,感染了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学生。先生于2016年结束在珠海的十二年任教,返聘于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学生们都十分不舍,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先生的感激。不少学生表示,怀念跟着先生学习、晨练的日子,四书老庄,儒道佛,此后人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是喜是忧,想起先生的风范与教导,便都觉得不算什么,一切都是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诚然如此,这是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更是他背后凝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所散发出的巨大磁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牟宗三先生在《人文讲习录》中说:“父母给予我一个生命,自己从彻底的冲破中找到另一个生命。即如师生间以慧命相承续,师长给我另一个生命。把牵连在现实中的生命激荡一下,把纠缠的杂染完全剖剥掉,透出真正的‘我’来,如海底涌红轮,成为重生。”先生是真正能够给予学生慧命的人,他是一代精神清洁的学者,沉敛温厚、笃实平凡、原泉滚滚、成己成物,是真诚的教育家,是独立的君子儒,本乎强烈的文化自觉,扎根深厚的文化土壤,显发通透的文化生命。他的教育立命之道,是以真诚对真诚,以生命对生命,是用学问滋养生命,亦用生命践行学问。赞曰:师心如灯笼,点火内外红。有物可比拟,明朝日出东。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上联是“修己”:“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是“安人”:“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是啊,“君亲恩何以酬”,感恩先生。


【按:从大一听郭老师讲四书老庄,到大二每天清晨跟着先生练习“慢步行功”、读经静坐,到大三接手国学社、任先生助教,我的大学几乎全部的时光都投入到了国学的生命中,并感受到了无穷的乐感与心性的提升。郭老师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是学生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躬行的榜样。今年先生八十岁,进入“80后”,看到先生精神这么好,跟师母晚年这么幸福,做学生的心里都很感动,希望作为“80后”的郭老师一直这么年轻健康。——曾榕清】

【责任编辑:大米】

标签:郭齐家 教育 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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