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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综述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刘梦 龙军 发表时间:2017-12-19 14: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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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诞生的时务学堂,自创办到改制,虽时间短暂,但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拉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120年后,这所学堂的师生后裔、国内外研究学者齐聚岳麓书院,研讨“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共同追寻“以天下为己任”的时务情怀,传承、弘扬和发展“超一流”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纪念时务学堂创建120周年,是致敬那个时代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热血青年们,也是寻找新时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

“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记叙

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龙军


  120年前,在湖南,一批敢为人先的仁人志士,秉承“忠诚、担当、求实、图强”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教书育人方式,培养出一批批经天纬地的人才。


  于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诞生的时务学堂,自创办到改制,虽时间短暂,但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拉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


  120年后,这所学堂的师生后裔、国内外研究学者齐聚岳麓书院,研讨“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共同追寻“以天下为己任”的时务情怀,传承、弘扬和发展“超一流”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


  纪念时务学堂创建120周年,是致敬那个时代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热血青年们,也是寻找新时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


岳麓书院时务轩 刘兆明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办学一年,见证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走进岳麓书院,为纪念时务学堂而建立的“时务轩”安静伫立在书院一隅。


  1897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先生领衔,时务学堂创办于湖南长沙小东街,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至1898年11月17日更名为求实书院,时务学堂实际只存在了约一年的时间,先后录取的学生(含初选)仅200余人。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泱泱认为,其以新知新学培育人才的教学活动,其师生在湖南其他各项新政以及往后历史发展中的作为皆卓著,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对往后湖南和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仅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维新运动失败后,时务学堂宣传的变法救亡和民权平等思想历久弥新,其所培育的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近现代历史舞台,时务学堂师生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刘泱泱说。


  时至今日,那一块“时务学堂旧址”石碑,依然时常被后人寻访。不光因为其有着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名师之汇聚,也不仅因其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还因为这所学堂见证了学堂师生的情深义重与生死至交,见证了湖湘近代化历程中最为艰辛的历程,以及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对两句诗印象深刻,一句是湖南浏阳人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是湖南邵阳人蔡锷的“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谭嗣同和蔡锷,一个是时务学堂的老师,一个是时务学堂的学生,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热血青年的情怀和抱负,也印证了时务学堂全新的办学风气和治学精神。


  从书院到学堂,探索中西融合的教育之道


  从中国传统书院,到近代学堂,再到今天的学校,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很好地吸收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对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认为,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之所以是一种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历史性原因并不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如果回到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早期学堂,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在艰难地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


  时务学堂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尝试。梁启超曾经就其办学特点说:“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这种尝试,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师资力量方面,很多教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教学内容方面,时务学堂已有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和科学的分类,其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接近今天的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划分,力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在教学方式方面,时务学堂广泛采用师生问答、同学会讲、研讨启发、批阅札记、刊发习作、社会实践等带有平等自由风格的近代教育方法;在教学组织方面,采用了当时颇为罕见和新潮的班级授课制。


  “作为中西文化磨合过程中一颗璀璨珍珠,虽时间短暂,历程曲折,但时务学堂是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开端之一,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作出了成功的探索,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伟说。


  由古及今,找寻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启示


  如何从时务学堂短暂而耀眼的办学经验中汲取经验,在新时代培养出更多一流人才?


  时务学堂的教学事宜,湖南方面一切交由梁启超、李维格两位总教习决定。二人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该章程规定了完整的安排与计划,以及《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包罗了学生应看之书单。


  从《礼记》《春秋公羊传》等“经学”,到《孟子》《吕氏春秋》等“诸子学”,从现代科学,到《格物质学》《化学鉴原》《谈天》等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学生所学分为“人人皆当习”的溥通学和“每人各占一门”的专门学。溥通学当中,包括了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则分为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


  既有传统经典,又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教育也不为过。


  “虽然从诞生到更名仅仅存在了一年,但培养了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杰出的人。对于湖南大学而言,此时回望时务学堂、缅怀先贤贡献、铭记办学初心,对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湖南大学校长段献忠表示,一所大学是否一流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流人才。他说,湖南大学将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作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不少专家表示,今天我们纪念时务学堂,对在新时代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推进“双一流”建设意义深远。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对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加以现代化转化,使现代中国大学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时务学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观点摘要

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采访整理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


  识时务,做“俊杰”和“英豪”


  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识时务者,是认清时代重大要务或客观形势的人。我想当年那些时代俊杰创建时务学堂的初衷,也是为了“实业救国”“实干兴邦”。今天,要想做到识时务者,简单说就是多读书、多了解时政,与时俱进,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注意到连续四届大会的关注重点都在与时俱进,中国正在联合其他国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是本届互联网大会的热门话语,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大家身处一个教育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能从时务学堂创建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做个“俊杰”“英豪”。


  岳麓书院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曾志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


  古今一贯的书院、学堂、学校


  用教育的眼光看,书院、学堂、学校恰好是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的体现。清代以前的学校,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反而游离于这一脉络之外。因为晚清以前省并非地方层级,学校的功能又不仅是教育,所以清代改制,建立新的学制系统,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是以书院的系统层级为凭借。湖南大学在中国大学乃至教育、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这里可以说是唯一一所直接连接古代、近代和现代教学机构的大学。放眼世界,这样的大学也并不多见。因此,湖南大学在继承传统、沟通古今、面向未来方面,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用好岳麓书院和时务学堂这两块牌子,树立品牌,进一步提升学术地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云波:


  时务学堂的湖湘文化土壤


  梁启超选择时务学堂最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其植根的湖湘文化土壤,尤其是他对经世致用与求新求变等湖湘文化内核的高度认同。首先,湖湘之学结合了理学与实学的精神,既注重心性修养,又重视对实学的讲求,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非常有利于维新变法的推进。其次,湖湘文化中存在的求新求变的主动变易精神可以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务实、求变的传统文化积淀,才促成了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出现,促成了梁启超的长沙之行。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梁启超,与诞生在讲求务实、求新求变文化背景下的时务学堂的相遇,可谓是珠联璧合,从而让时务学堂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泱泱:


  来自时务学堂的教学启示


  时务学堂的教学具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梁启超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首一条即是“立志”。其中写道:“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无论是教师授课还是学生学习,都紧紧围绕变法救亡这个宗旨,全学堂爱国、政治气氛甚浓。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由于规章明确,而又管理严格,学堂内读书风气浓厚,师生感情融洽,学生亲密团结,一意追求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校风、学风都臻于优良。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学生于课堂听讲和做笔记外,还需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课堂设“待问匦”,学生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既保证了老师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又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


  “人格修炼”与“学堂之法”的融会贯通


  传统书院教学方法包括人格修炼的方法和知识教育的方法,时务学堂首先继承了书院的人格修炼教学方法。《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养心”,就来自于理学家在书院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教学方法。同时,又采用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所谓“学堂之法”,即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规定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没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


在救亡图存中探索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

——对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

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龙军


  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文史大家杨树达曾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这所学堂究竟流淌着怎样的血脉和精神?日前,当代书院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读者讲述时务学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记者:从办学初衷上看,时务学堂如何有别于其他书院?


  邓洪波: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有别于传统书院服务科举的教育目的,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抵御外辱、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因此,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这既是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也与岳麓书院“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


  戊戌变法后,学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都与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可以说,时务学堂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


  记者: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不仅在于教育本身,更在于促进了湖南乃至全国思想界的大解放和社会风气的大开放。有哪些表现?


  邓洪波: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有人曾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维新运动兴起后,时务学堂推波助澜,湖南学习西方新学兴起,对外开放风气明显。与此同时,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的思想解放,进而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宣传反对封建专制,启发人们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革命性的启蒙教育,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都与时务学堂中的启蒙教育等密切相关。


  记者:时务学堂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作出了可贵探索。有哪些地方值得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借鉴、传承和发展?


  邓洪波:首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核心。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时务学堂虽办学条件艰苦,但它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学校管理人员包括熊希龄、王先谦、谭嗣同、蒋德钧、李维翰等,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梁启超每天除上课4小时外,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语,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常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业的大师,培养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是关键。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有机结合,包括溥通学与专门学,相当于今天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教育方法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采用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既植根于书院传统,又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


  此外,优质生源也打下了良好基础。时务学堂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分类培养、甄别挑选制度。其招考审查和招录的严格程度超乎想象。第一次考试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40名,仅为1%。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再度审查,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正式学生只剩下27人。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就是该班的学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班”。

【责任编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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