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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章开沅:学者能达到的境界 跟他的纯真大有关系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彭剑 发表时间:2016-07-31 06: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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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从文,挥斥方遒,钻研学术,寻觅真知;后转史学,孜孜以求,另辟蹊径,敢为人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曾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章开沅 图/《华中师大报》


少年从文,挥斥方遒,钻研学术,寻觅真知;后转史学,孜孜以求,另辟蹊径,敢为人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曾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2014年4月,章开沅于华中师范大学光荣退休,“无衔一身轻”。从此,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时空回转到1937年底,中国大陆战火纷飞,年仅11岁的章开沅跟随家人,汇入因战争而被迫逃亡的人流,挤上了西行的轮船。这个怀揣文学梦的懵懂少年未曾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开拓者的足迹》

梦想


少年的梦,文学的梦。


上小学时,章开沅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写作天赋,他的多位国文教师均是来自平津地区高校的爱国青年,常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布置作文多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


其间,章开沅写过一篇《马的故事》,老师十分欣赏,代投到《皖江日报》。


文章发表了。家中长辈得知后兴奋异常,觉得章家出了个小作家。章开沅也甚是得意,从此在心底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逃难至川后,章开沅考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求学。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却不乏“高人”。


数十年过去了,章开沅仍然记得那位有着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概的姚述隐老师。他讲《桃花源记》,引得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寻找秘境;他讲马致远,同学们旋即就能进入“枯藤老树昏鸦”的暮景;他讲辛弃疾,大家“何处望神州”的悲情顿时燃起。


朱金声老师则极富才华,不但课讲得好,还愿意用心品评学生们写的文章。章开沅曾花力气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朱老师当面品评:文章词汇丰富,遣词造句讲究,但有点唯美,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


这样的点拨引导章开沅思考为文之道,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跟辞藻堆砌不能画等号。


但是,一心想做文学家的章开沅,却因文“惹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高三时,他写了一篇周记,名曰《鸽铃》。


鸽铃,就是绑在鸽子腿上的哨子。在周记中,章开沅在简单描写了“蓝天白云,鸽子飞过,铃声缭绕,清脆悦耳”之后,便发出一通鲁迅式的感叹,说这悦耳的鸽铃惊醒了绅士们的梦,他们拿起竹竿,敲锣打鼓地轰赶。但是在蓝天之上,白鸽飞翔如故,铃声也缭绕依旧。


《鸽铃》被教导主任看到之后,成为章开沅“思想不纯”的铁证。结果,虽然他成绩优秀,但高中未能毕业,就被九中开除了。


之后,章开沅考入一所会计学校,再度被开除,随后在一艘运输船上当水手,后来又在一个仓库当过抄写员。再后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无论遭遇多少艰难困苦,章开沅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文学梦。在川江流浪时,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像高尔基,便认真地观察身边的船夫。在仓库当抄写员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到住处,还勤于练笔。即使入伍当兵之后,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军营生活的小散文,并积极向团刊投稿。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卫星


抗战结束后,章开沅退伍了。按照《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青年军,退伍后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由自己选择。


于是,章开沅选择了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系。笔者曾经问他:“您不是怀抱文学梦吗?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院?”


章开沅笑道:“我那时候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在业余创作就行了。”他还说,鲁迅曾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章开沅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了历史系。后来听说,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较好。


就这样,多少有些偶然,章开沅跟历史学连在了一起。


毕竟,文史不分家。在认真学习历史学的同时,章开沅继续做着自己的文学梦。他曾一度痴迷印第安文学,而这一兴趣,得到了极为开明的贝德士老师的支持,并想办法帮他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章开沅对印第安文学的迷恋很快激起了层层涟漪。入学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社团办了一份墙报,名曰“天南星”,章开沅是主要撰稿人。


团契负责人给章开沅取了一个很好的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影响比较大。一篇是时评,《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火车抛锚》。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格律模仿自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谣《大白翅》。这首诗歌帖出去之后很受欢迎,甚至流传到校外,有音乐系的同学准备为它谱曲。


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章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投奔到了解放区。到达许昌之后,听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而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是,他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


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带有培训性质。结业之后,很多人奔赴前线,投身解放战争之中。章开沅也跃跃欲试,一心想上战场。他盘算着,自己有过青年军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上战场是有优势的。即使不冲锋陷阵,起码也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骑马挎枪,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


但是受训期间,章开沅办过一期引起全校重视的好墙报,校领导看中了他的理论水平。为配合将来办好新型大学,他在结业后被安排留校工作,分到了政治研究室。


武汉解放之后,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其后,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建成华中师范学院。


章开沅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一辈子。


参加工作之初,章开沅结合教学,开展了一些研究,很快崭露头角。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开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其机缘,可以说也有些偶然。


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却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


于是,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这颗“卫星”是这样“上天”的:先找历史系领导谈;系领导认可后,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认为不错,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湖北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


经过紧张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少,不要说跨地区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因此,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


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颗“卫星”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章开沅的学术生涯中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辛亥革命史》


大作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


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章开沅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年后离开编辑部时,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友林言椒为他践行。席间,林言椒建议章开沅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于是应承下来。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从事研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


“党支部”的问题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一套由国家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党委书记为此感到高兴,表示将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却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此前的经历让章开沅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往往不尽人意。他们进来了之后该如何开展研究?果然,后来找到了一些工人,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所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连修改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只好推翻重写。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这时,章开沅和编写组的另一位学者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邀请,前往大洋彼岸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出访让他们后来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国内“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迅速发展,并大大拉开了国内外之间的差距。


正是通过这次出访,编写组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了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差距,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准。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书名由宋庆龄亲自题写。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学者誉其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一面继续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彼时,现代化理论风生水起,他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其中有一册,是他自己撰写的《离异与回归》。


《离异与回归》从文化的角度,解析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章开沅此时已担任华师校长,政务缠身。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时间(他自称为做学问的“黄金时间”)写出来的。后来,《离异与回归》在国内不断被重版,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过,在研究教会大学的过程中,章开沅还“偶然”卷入了一桩公案。


为了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1988年,章开沅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工作开始不久,章开沅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献,学生自然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了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并亲眼见证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纪50年代返美时,贝德士将这批文献带回,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后,章开沅便认识到,贝德士保留的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就这样,他又投身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之中,相继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专著。


真知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章开沅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针砭,广为人知。其实,这是他“参与史学”的组成部分。到过武汉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座城市的精神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但是,鲜有人知,这一城市精神的确立,有章开沅的一份功劳。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的首义发生在武汉,那么,首义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很多人参与了这次讨论,章开沅提出,首义精神,乃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的这一提法,被湖北当局采纳,其后,便有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这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


与“参与史学”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章开沅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他所从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章开沅的日本朋友田中正俊,在其所撰《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上印了一首小诗(作者是一个无名的日本学生兵)——


“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章开沅对这首小诗特别钟爱,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引用,并在有关讲座中反复提及。


这首忧伤的小诗,表现了一个正在走向战场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学生兵,对人类相残的厌恶和对人类能够同欢乐、共悲伤的向往。这正是章开沅所向往的,虽然,他对现实社会有很多不满,但却依然满怀希望,对于人类的未来,也同样乐观。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当被问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没有什么危机时,章开沅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他接着指出,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


章开沅说,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


虚即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


能虚能静,方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状态。


“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章开沅说,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章开沅,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教会大学、南京大屠杀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其深厚学养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论著丰厚,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4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贤玉】

标签:章开沅 纯真 虚静 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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