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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与政治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作者:王岳川 发表时间:2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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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第十八、十九、二十章这三章的共同性在于,转入历史的阐述、印证,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来说明圣人处事合乎中庸之道,并且逐渐展开对儒家纲领和个体修养的方法的论述。

(一)圣人续接的礼治规范

“子曰: ‘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孔子说,古代帝王中最无忧无虑而快乐的就是周文王,因为他有贤良的父亲王季,而且有圣明的儿子武王。父亲开创大业,儿子又把事业继承下去,所以他不会再有什么忧愁。周文王是快乐的帝王,而周武王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的功业以后,没有仅止于此,而是穿上了战衣去讨伐商纣王,一举夺得了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武王以正义之师讨伐独夫民贼。他并没有因战争而使自己的名声损害,相反却是扬名于天下,成了天下的圣君。他被尊为高贵的天子富甲海内,得到社稷宗庙的祭祀,子孙永远在他的辉煌感召下继承他的伟业。周武王承受天命做天子时年事已高,周公辅助周成王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大业,以天子之礼来祭祀先公先祖。

“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周公把这种礼仪、秩序、规矩推行到诸侯、大夫、士人和庶民中。父亲如果是大夫,儿子是士或者知识分子,父亲死了以后,用大夫的礼制来安葬,祭祀时则用儿子的士的礼制来对待。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那么父亲死了以后,用士的礼制来安葬,而祭祀时用大夫的礼制。守丧一周年,达于大夫,守丧三年,达于天子。至于父母亲的丧服,则没有贵与贱的区别,天子君王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按什么样的礼制安葬,周代已经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一部分不去过多探究。只需要清楚: 古人是圣德相传,所制定的规矩和礼仪使得人人各得其位,生、养、死、葬,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名分。

《中庸》第十八章阐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圣德相传,周公旦又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这些在孔子看来都与中庸之道的标准相符合。正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业才得以延续。“子曰: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孝不是饮食之道--让父母亲不乏吃住之用还不是孝。孝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把他们未竟的事业往前推进,这才是大孝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祖先伟业的歌颂体认,对祖先未竟事业的努力张扬,对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阐释,也是对今天和后人的一次提升教导。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缮祖庙,还是把过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陈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摆设出来,献上新鲜的时令水果,以表示后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种制度规定,这个制度就叫做礼。

周公认为祭祀宗庙时需要有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礼制包括: “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庙祭祀的一种礼制,就是区别秩序,区别先后的秩序。大致上说有以下几种,一是排列官爵区分贵贱,位高辈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级中排列职事区分贤与不贤能干不能干,部门重要不重要。三是劝酒喝酒的敬法,应是晚辈敬长辈,以显示出先祖的恩惠下达。四是饮宴时依据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座位,即在饮酒宴会时不太恪守等级秩序官位爵禄,而是注重年龄齿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后,升起先王的牌位,举行先王留下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爱戴先王所爱戴的子孙和臣民。这样,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还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大孝至孝。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先王制定的祭天祭地的祭礼是用于祭祀皇天厚土的,要报答天地人神的生养死葬的恩德。宗庙的礼节是侍奉祖先,要报答其不朽的功德。这些似乎是人和人之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人与上天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但处理这些复杂关系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一整套礼仪来加以制约。在儒家看来,祭天是祭皇天厚土,祭地是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节和大祭小祭的意义和方式,治理国家就变得很容易了,如同看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明白。

《中庸》第十九章阐述了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顺的人,他们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庙,行孝悌,确立了用礼来治理天下的原则,并让这种思想星火相传。这些从小处开始积极作为和严格要求,是与中庸之道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

(二)中庸之政的人文关怀

“哀公问政。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政治。孔子说,周文王与周武王推行的政治措施都记录在当时的简牍、木板和竹简的典籍上面,可以去考察去解读。圣明的君主和臣子存在,政治措施就能够实现,圣明的君主和圣明的臣子不在,政治措施就难以实现。圣人贤臣施政的道理,就在于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道理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容易成长。国君想处理好国家的政务,关键在于人才。得到了人才就要去栽培,而栽培就必须修养他自身的品德,修身就应该是用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仁爱之心中。在“仁者爱人”中,爱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家爱人民,是虚假不真而绝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行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孔子提出修中庸之道要以仁为前提,孔子很多次谈到“仁”,其中有微言大义。“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德离我们很远吗?不远。只要我心里想达到仁,就会心想事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是因为天地宽阔、心里坦荡。“樊迟问仁,子曰: 仁者‘爱人’”。仁者是去爱人,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道德修养高的人安于实行仁,聪明人知道怎样去利用仁,这就是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在困难面前先去做而后获,在论功行赏时退居人后,这就是仁,而这样的人当然就是仁爱之人。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贤良的人称为义。不要看见别人的才德比自己高就郁闷不止,周瑜“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只能让天下人笑话。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人有程序有主次,尊敬是有差别的,这些都是从礼--秩序当中产生的。“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处在下位的人臣,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加以质疑。今天民主社会需要对民众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上级或者对某个人负责。在古代,处在下位的人臣当然是要获得上位的君主的信任,而今天,民主制度使得人更多的是要为民众办事。对这种君臣关系的历史局限,我们完全可以批判地超越,而重视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君子不可不修自身品德,要修养自己的品德就不能不去侍奉父母和亲人,要侍奉亲人就必须了解人,想要了解人就不能不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

(三)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下古今必须遵循的根本性道理有五条,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方法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但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君臣一条应该批判地去掉,父子关系的论述应该保存和发扬。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表达了父子深情,孩子看到送自己远行的父亲背影非常感动。正是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们前行的希望,不能够忘恩忘义忘记仁爱。而夫妇之间如琴瑟一样和乐、和睦、和满。所以,人固然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一味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后导致反目成仇,也是错误的。兄弟朋友相交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值得认真梳理。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智慧、仁爱、勇敢是实现五达道的方法,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而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的本体是真诚诚信。有的人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有的人通过后天学习才知道,有的人是遇到困惑后经过磨难才琢磨出来这些道理,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都可以走向诚,因为诚本体为一。有些人是从容安详地去实行某种大道,有些人是贪图利益地去实行大道,就是急功近利地速成地去实行大道,还有人很勉强地要别人敦促他去实行道。不管是哪种途径,最终目的都是实行大道,这都是具有实现诚的可能性。

“子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孔子又说,好学不倦就接近于聪明、明智,努力行善就接近于仁爱之意,懂得了耻辱就可以称之为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了解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通过这件事情举一反三,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了解了政体、政治和治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儒家思想强调从身体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去治理天下。

《中庸》第二十章阐述了为政之道。孔子认为,为政在人,而人首先又必须修身。孔子详细论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常行大纲,并分析了它的功效与方法,说明为政之道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扬弃其时过境迁的某些问题,其制度的礼、精神的诚、个体修为的善的要求,仍然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人文提醒和精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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