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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当代中国佛教应有的自信与担当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刘元春 发表时间:2017-05-09 09: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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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佛教应有的文化自信与社会担当。“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推进,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佛教界应当志存高远,要具有世界眼光与进取精神,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积极传播富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理念与实践精神;中国佛教界要有文化自信,展现自己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要积极、主动地乘势而出,在新的文化时空中,培植中国文化的“法脉”,发挥中国大乘佛教普利世界的人文精神;中国佛教界要提升自身素质,彰显独特作用与良好形象,在“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民间外交中,不断提升与完善自身形象,将纯正的信仰转化成自立立世的实践,更好地发挥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独特作用。

  

 

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佛教应有的文化自信与社会担当。“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推进,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佛教界应当志存高远,要具有世界眼光与进取精神,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积极传播富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理念与实践精神;中国佛教界要有文化自信,展现自己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乘势而出,在新的文化时空中,培植中国文化的“法脉”,发挥中国大乘佛教普利世界的人文精神;中国佛教界要提升自身素质,彰显独特作用与良好形象,在“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民间外交中,不断提升与完善自身形象,将纯正的信仰转化成自立立世的实践,更好地发挥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独特作用。

 

当代中国佛教,一直在努力地走向世界。从“黄金纽带”的提出,到4次世界佛教论坛的举办,都标志着当代中国佛教已经积极地落实着走向世界的善愿。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对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机遇与挑战从来都是共生并存的,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理性思考。

 

佛教界应当志存高远,具有世界眼光和进取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整个中华民族明确了一个高远的奋斗目标和辉煌的未来。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推进,世界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通过世界市场、全球性问题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前行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着眼于本国、本地区的发展与未来,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梦是世界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梦想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人类繁荣美好的未来。中国梦的实践与实现,将促进世界上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为不同文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梦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同时,倡导天下为公、追求天下大同。这些优秀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养料,使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中国宗教也植根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彰显着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同时,也构筑着世界宗教文化信仰的精神,推动着世界宗教信仰的健康发展。这是历史的事实,更是未来的前景。因此,中国宗教界应当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展现出世界视野;应当具有系统的全局观念,树立博大的最高追求。这就是说,中国宗教界要敢于面向世界,自信、自尊、自立、自主、自强,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积极传播富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理念与信仰精神,乃至成为引领世界宗教文化信仰健康发展方向的有生力量,展现出豪迈之风采。

 

同时,全球化也为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世界性视野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全球文化实际上是文化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文化的共性,使蕴涵的共性潜质发挥世界性价值。这种关于全球化的认识,有助于拓展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广阔视野。

 

其实,若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佛教早就“文化全球化”了。但是,就现实的视角看,中国佛教尚未展示出应有的风采。其原因是复杂的,但面对风势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佛教界缺乏自信与自尊,或许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中国佛教界的自信与自尊,成为了中国佛教在世界上发挥更大、更积极作用的思想前提。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国佛教,进而传入东亚、东南亚,在印度佛教衰落之后,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在东方各民族、各文化系统之间广泛地交流传播,使古代东方成为一个文化上统一的整体,佛教智慧成为东方文化精神。佛教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中国佛教自汉唐及元、明、清,由盛转衰,渐渐淡出了社会主体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由于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出“自我消遣”的被动状态,缺乏走向世界的胸怀和气魄。佛教界固守着传统的惰性及不良倾向导致的信仰主体的缺失,使中国佛教在面临机遇与挑战之时,尚显力不从心。这是中国佛教界要理性面对并切实改变的事实。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佛教也与时俱进,以崭新的姿态迈向全世界。面对世界的不安定、不和平以及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等严峻现实,中国佛教界应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我们知道,中国佛教一直扮演着友好使者的角色。30多年来,大陆佛教界与台、港、澳地区佛教界密切往来,起到了国家统一“佛教先行”的作用。同时,中国佛教界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与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友好交流。1993年9月,赵朴初提出了中、日、韩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的构想,至今已经扩大成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黄金纽带”的友好关系。同时,当代中国佛教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连续4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隆重举办,并且取得了圆满的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积极投身于推动社会文明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标志。可以想见,随着世界佛教论坛以及其他世界性佛教会议的持续举办,中国佛教必将不断深化和推进“和谐”、“和平”的世界性命题,为增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减少文明隔膜与冲突,作出更大的贡献。

 

佛教界要有文化自信,展现人文情怀和担当精神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谈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同时,他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晶,也是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异花授粉、相融相摄的结果。因而,其多元多彩、平等包容、和谐仁爱、积极向上的品质,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神与时代风貌。这种文化的精神与特质,让我们在推进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进程中,既不能妄自尊大,“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也不能妄自菲薄,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和珍视,“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应当成为佛教界走向世界需要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较多篇幅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及其“独特的佛教理论”,并指出,佛教“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同时,中国佛教对东亚文明以及世界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不过,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由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引发的“思考”,蕴含着十分深邃的思想,以及迫切的现实期待:“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精美的物件固然是文明的载体,固然是“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但是,如果只满足于器物欣赏的层面,那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十分遗憾的;而应当更加珍视“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并让这种人文精神“鲜活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事实上,面向世界的未来,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精神,已经越来越引起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推崇。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深切关怀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未来的人们,本着超拔出自身立场和超拔东西方差异的宏观精神,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自由而理智地展开了跨世纪的对话。日本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1928-)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年 ) 、意大利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恰(1908-1984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威尔逊(1926-),以及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校长罗古诺夫(1926-)、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23-)、著名国学家季羡林(1911-2009年)等人之间多层面的探讨,最为引人注目。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向,他们总体的观点是相通的。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建立在“一神性主宰”的宗教理念上,而演绎出的那种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只尊重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信仰者,特定的阶级的生存、利益和发展,而且肆无忌惮地毁灭其他生命。然而,东方文化中的“多神教”思想,其实是对一切生命的普遍尊重,又因而转化成相互友爱的社会伦理。所以,和平的内涵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当然,东方文化中的封建性特点,容易产生对个人的创造性的压抑,也容易导致文化的停滞,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稳定才能发展,和平应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在于东方文化。其中,佛教将承担重要角色。

 

佛教界要提升自身素质,彰显独特作用和良好形象

 

中国佛教源流于印度佛教,但是,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是独具特色的,这应是我们基本的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来自于历史上高僧大德、圣哲先贤们的精进与智慧,成就于他们的志愿和担当。他们的智慧与成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必须珍视和借鉴的资源。

 

当前,中国佛教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从表象上看,当今的佛教繁荣发展,寺院兴建的热潮此起彼伏,佛教景区的圈建争先恐后,名山大寺“上市”的呼声阵阵,开光升座的新闻连连,盛世佛兴;但另一方面,从佛教信仰的主体精神上看,佛教界却日益承受社会诟病的压力,借佛敛财现象猖獗,假冒僧侣恶俗盛行,正常的佛教事业障碍重重,造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复杂的。在商业化泛滥的“时代因缘”中,佛教界应当坚守佛教信仰的根本精神和纯正的信仰品格,凸显“人间佛教”化导世俗、服务社会的精神特质。不能徒有其表,而要戒除空谈与喧嚣,抗拒奢华与低俗,力争避免被误解、被绑架、被利用,旗帜鲜明、自立立世。或者说,佛教界要“重塑形象”,这是能够担当社会责任与走向世界的关键。

 

随着社会城市化发展的不断推进,都市佛教界信仰行为与品格的“模范效应”也将越来越大。因此,都市佛教界也必将担当起更大、更多的社会责任。探究都市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固守佛教信仰实践之根本,可以概括为“三本三要”。其中三本为:终极关怀,信仰之本。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人格高尚,修行之本。信仰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整合与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辅助弱势,化俗之本。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所谓“三要”,就是为了能够固守根本,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媚俗与庸俗化问题。主要针对都市佛教活动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不能保持和宣扬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与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历史教训和被社会轻贱的直接根源。浮躁与贵族化问题。主要针对都市佛教个人修行中的奢靡风气。势利与冷漠化问题。主要针对都市佛教徒社会责任中的道德缺陷。

 

对应于以上所说的“三本三要”,佛教界在落实“人间佛教”的进程中,进一步提升自身信仰观念与信仰行为的协调统一,要尽量做到以下“三性”:第一,精神品位的超越性。信仰在本质上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它的超越性,即信仰将物质世界提升到精神世界,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事实存在提升到价值存在。佛教的超越精神不只是对个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意识的超越和对人类现有生存方式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对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的超越。它不是以心灵安宁和以创造性思维为满足的有限超越,而是以觉悟大千世界本真,驰骋于各种对立之中,更重视自心认同、人性陶冶和道德淳化的无限超越。第二,具体行为的能动性。一种信仰,正是在信仰者精神自主的体验中,才会使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得到肯定与承认。佛教倡导信仰者要“自觉觉他”,就是要发挥能动性,在不断“自净其意”的修学中,调适与确立入世的行动与目标。第三,社会效益的普遍性。一种宗教信仰实践的社会效益,不能只是有益于个别群体或者部分群体,而应当普利群生,使之成为神圣、持久、美好、无限的社会行为楷模。这是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基本保障与内在力量。

 

我们知道,民间外交在公共外交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宗教民间外交也越来越引起重视,甚至被有关国家或社会势力作为传输其政治信仰和利益企图的工具,通过一些巧妙的方式和途径,持续地甚或是强力推行。中国佛教“走出去”,为了社会发展与人类和平,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世界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宣传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让世界人民从佛教的视角,感受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追求和平的思想精髓与人文关怀,树立我国和平、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发挥了宗教在民间外交方面的独特作用。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传播中的民间外交活动,以往还多停留在传统的交流形式上。比如,只是停留在某种形式的你来我往,显得过于“外交化”,而缺乏针对现实问题的深层次交流与探讨,往往给人“司空见惯”的感觉,由此造成有关社会人士的“审美疲劳”也是在所难免的。大家希望宗教文化的民间交流“不可走形式主义,一定要精耕细作”,“要立足于长远,不能急于一时”。其实,中国文化传播发展历史中,有很多值得今天学习借鉴和继承发扬的经验与榜样。单以中国佛教为例,就有许多具体的实例。中国佛教主要是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民间外交中,在持续不断的“求法”与“传法”的双向推进中,逐步成长与完善,进而发展成为世界佛教的主体和中心的。以玄奘为代表的求法者和与鉴真为代表的传法者,他们无不是在博通三藏、精研宗门之后,自觉地将纯正的个人信仰转化成社会担当,将悟彻的生命智慧升华为文化精神,将深切的人文关怀凝聚成普度众生的愿行,不只成为“中国的脊梁”,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界佛教文化的脊梁”。

 

佛教《法华经·方便品》中有“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也是启示佛教信徒们首先有具备弘法利生的大志愿、大气象。中国佛教“走出去”,不是低级玩赏,不为个人包装,而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为使命。只有这样的志向,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同时,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涵盖丰富,既有与其他文化体系相通的价值取向,也有独特鲜明的个性特质。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要想深入人心、引起共鸣,既要善于“随缘”,又要坚持“不变”,要能够形质相辅、突出亮点。就如人与人交流,不但会说,还要会听,知己知彼,方不失本分。这就需要看清、选准,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品牌效应”,凝聚持续发展的力量。“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也是可以用在中国佛教界走向世界并产生正能量的“硬道理”。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开展“教风建设”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作为一种人生信仰体系,佛教信仰者自身的品格,直接影响着其群体的社会形象。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值得时时警醒。就佛教而言,“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只有当人格、僧格、佛格三位一体的时候,才能让人高山仰止、心行相随,才能事半而功倍,达成自立立世的善愿,在世界上树立当代中国佛教的美好形象。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流水】

标签:走向世界 当代中国 佛教 自信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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