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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问学佛教大世界
来源:《我在北大当教授》 作者:李四龙 发表时间:2018-05-21 06: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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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方面,我们要把佛教还原到世界文明史里面去,要了解佛教从最初到后来的传播,一直到今天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把佛教放到中国文明史中,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接触的这种佛教实际上是有自身特色的佛教,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但也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才会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进一步与时俱进,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李四龙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我是上海人,初中的时候从浦东考到浦西,在复旦附中读的高中。那时,在我们附中孩子的心里面,复旦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所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考复旦。我很顺利就上了复旦大学,读的是哲学。大学毕业后有两年时间在上海一家军工企业的党委机关编企业报。这个军工企业是航天领域的,有一个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最初我觉得这个口号太假了,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航天人真像电影描述的那样,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虽很平凡但很拼搏,又搞科研又建房子又铺铁路,什么都干,酒泉基地是第一代航天人就这么建起来的。


我在去军工企业之前就想好了考北大。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考到了北大哲学系,我说:“你先去,两年以后我过来。”我觉得不能老是待在上海,还是要去别的地方看看,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复旦和北大的差异,也开始了解“京派”和“海派”。“海派”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比如复旦的老师思想观点比较前卫,也比较敢于说话;“京派”是相对保守、稳重,同时又比较注重积累的,北大的老师有些观点总在拿捏分寸,特别重视经典,对文献、历史特别重视。


我在复旦的时候主要是学科学哲学,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所以我毕业去了军工企业。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干不了这事,因为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首先得对科学本身非常熟悉,甚至得走在科学前面,只有这样才能够真切把握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本科期间我从对科学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喜欢基督教神学。在军工企业工作期间,我读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俄罗斯小说,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中国人,尤其是我们那些可敬的航天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奋斗,卓有成效。还有我们周边那些平凡的人,他们生活很苦,但是他们能苦中作乐,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归属,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力量来自于哪里?这是我想要弄明白的。所以我想考北大的中国哲学,北大的中国哲学在当时是最强的。


当时先我考进北大的同学推荐我报考楼宇烈先生。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霸,所以对考试没什么怵的,考试一般没什么问题,最后我考上了。那时候楼老师正好也有一个小变化,那段时间他在研究佛教,热情高涨,他说今年不想招研究儒家的,就想招一个研究佛教的,问我能不能改报佛教方向。我说可以,当时还大言不惭地说:“儒释道三家,儒家、道家自己看看书就行,佛教特别需要老师指导。”楼老师听了挺高兴,就把我录了。1993年9月我就到北大读硕士了。我来的时候张岱年先生还在,见过多次,十分敬佩。


我比较珍惜读研的机会,最初的两年,天天就是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三点一线”,那两年时间我都没怎么离开校园,那是我读书最集中的岁月。之前在上海工作两年,攒了一点钱,每到冬天的周末,经常和我的复旦老同学聚在一起吃涮羊肉。还有一位当时在经贸部工作的复旦老同学,经常到北大来请我们下馆子改善伙食。人生能够这么静心地、无忧无虑地读书,实在是太美好了。那时,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发现有一位老先生经常比我还早到,一打听原来是季羡林先生,像季先生那么大的名望,还那么早去图书馆看书,真的让我很感动。现在有多少人成名以后还在看书?但是我始终相信北大还是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很多老师以看书为自己人生唯一的乐趣。李零老师有一句名言:何以解忧,唯有读书。现在你要是去问学生的话,恐怕很多人的目标不是读书,而是经商从政。今天的北大更开放了,有一批老师非常质朴,也有一些老师思想非常前卫,所以说,未名湖是一个海洋。老师群体有多样性,学生里面也很多样,大家都有一些个性,这里就像一个现代的世界大学。


因为专注学习,硕士二年级时我有了一个机会,写了平生的第一本专著,后来在博士期间出版了,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来北大报到的时候,只带了两类书,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类是和德语有关的。学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说是补课。我读本科的时候学中国哲学史,反复阅读《道德经》后觉得没必要再看别的了,足矣,等到我考研复习的时候,发现朱熹也很厉害,这才知道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本科的时候,我对西方神学特别有兴趣,因为西方近代的神学家主要是德语区的,所以我疯狂地学德语,当然,也学一些西方哲学。因为当年考北大的复旦同学有一位考了社会学系,我也很自然地跟着他们上了一些社会学课。我对那一届的社会学硕士生特别熟,我们住在一栋楼里,楼上楼下,我经常打完饭就直接到他们的宿舍里去。不过,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我的精力就全放到佛教研究上了。


北大赋予我广袤的思想空间


最初到北大的时候,我觉得北大的学风非常质朴、厚重,是我喜欢的地方。别人老说我们上海人油滑,实际上,上海人不会随便许诺,有些小气,但许诺了一定要实现。对这一点,我作为上海人非常自豪,这是人性里最朴实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我心中的北大更加上海人。张岱年先生、楼宇烈先生,还有许抗生先生等这些老北大,真的是非常质朴,他们很不讲究穿着,但对读书思考十分专注。北大的中国哲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崇高,就是因为有一批老先生特别重视经典历史,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没那么多花拳绣腿,没那么多理论框架,但是说话有根有据,最讲究“心知其意”“读书要有心得”,而不是堆材料、贴概念。


譬如,我的导师楼先生对我宽容大量。这个宽容大量不是说我做错事了宽容大量,而是在学术上给予一种自由的发展。人文学者里面有些老师,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很霸道,学生有一点新的想法或者做的跟他不一样,他就会横加干涉,甚至是威胁。楼老师不会这样,他总是给你把一个大方向,给你一些提醒,然后让你去自由发展。我的一些学术方向,基本上是在他的启发下自己琢磨。只有这样培养起来的学习兴趣,才会历久弥新,不管遇到什么麻烦,我们都会任劳任怨。


楼老师做到宽容大量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他的心胸确实很开阔,另一个因素是他的学问扎实,知识面宽,对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典籍如数家珍,甚至对中国的传统艺术还很精通。当年,那些老师方方面面都有基础,然后慢慢成为某一个领域的权威。现在很多老师是一个速成的专家,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积累,但是出了这个领域所知有限,对自己的学生基本放养不管,这不是宽容大量,而是不太愿意去指导跟他学术兴趣不一样的学生。


留校工作以后,我在北大的每天就很平稳,平稳到了连自己的工资都不太关心的状态,反正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想也没用。1993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工资接近2000块钱,但等我读完博士,第一个月北大发给我的工资是500块。好在我擅长做编辑,当时在外面还有一份编刊物的兼职,算是在生活上缓过来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你真能干事,干好事,就不用担心没有钱。不要发愁,但必须努力,每时每刻努力工作,这是我的信仰。到现在,我每天基本上保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从来不会觉得辛苦,辛苦是我的命。行政工作、教学工作、自己的写作,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除非身体不允许,所以我的生活也很简单。每天努力,你还担心钱吗?不用担心。我们教书,做学术研究,这个行当决定了不会挣太多的钱,不过,这个行当也很稳定,通常不会为钱发愁。生活很简单,能够尽可能去想一些超越谋生的事情。


从民俗学的视角看佛教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是我的少年之作,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读硕士的时候,老跟社会学系的朋友们在一块上课,当时除了社会学理论之外还上了一门课:民俗学。当时上课的老师叫周星,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见地、特别勤奋的老师,他当时对我影响挺大。他帮我们解构老百姓日常生活里那些看上去好像有点滑稽、无聊,但实际上包含很多生活内涵的事情。周老师从中建构了很多生活意义、生活秩序,凭借外人可能觉得有点俗气的东西去建构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我一直上他的课,琢磨在我们佛教领域里面怎么塑造日常生活。当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现在叫国学研究院),正在组织编写一套丛书。这套丛书的规模挺大,我们当时的哲学系主任叶朗老师找到我们这些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至少能锻炼自己。其实,我答应的时候也犹疑能不能出版,甚至心里犯嘀咕:学这么点就要出书了?不过,还是决定写。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写了这部十万字的小书,就顺手写了一篇论文《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先是发表在我们的学生刊物《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当时就有朋友把它推荐给《北京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就成了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20世纪90年代,我刚开始学习佛教史,当时几乎有一个定论,认为宋以前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宋以后逐步衰落。我用民俗学的方法分析之后发现,并不能这么理解中国佛教史。佛教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就是要让老百姓信,在社会上起到教化的作用。宋以后的佛教几乎延伸到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站在民俗学的角度来讲,中国佛教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它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宋以前的佛教做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的这本小书,就是要否定那些认为宋以后佛教是衰落了的说法。这本书一版再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这本书写得好,而是我用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历史,以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讲述活在老百姓身边的佛教。如果没有去上周星老师那门课,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方法,哪怕写书的机会来了,恐怕我也不会写出这本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现在成了国学研究院。在北大留校工作以后,因缘际会,我后来在国学研究院做了多年的博士生班主任,也算是有了一点回报感恩的机会。人生有很多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神学实则在谈人


大学的时候,我有时购物遛弯到上海西藏路、南京路,那边有一个教堂——沐恩堂。去了几次,免费领了几本书,慢慢地接触到了神学。当时在读大学本科,念的是科学哲学,准确的说法是自然辩证法专业。虽然我是理科生出身,但没有了系统的训练,科学的实验室已不太可能进去了,进去也搞不懂。但是,那些教堂就在身边,我无意之间进去参加了它的一些仪式,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老家的镇上有一个耶稣堂,但从来没想过进去看一眼,读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走进去了,慢慢地开始了解什么是神学。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位佛学博士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译了一个小册子《神学入门》。事情往往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神学表面上是在谈神,实际上是在谈人,谈人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安顿自己。人在上帝面前的一种信仰,只是人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上帝面前静静坐一会儿,没有任何防范地去向一个伟大力量倾诉,这个时候是最放松、最无拘无束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生活在一个包裹中间,每时每刻都给自己一种限定,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这是一个什么场合,我今天面对一个什么人,我应该怎么表现,我应该怎么说话。所以,在某种精神力量面前,祷告也好,礼拜也好,实际上是自我释放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不再受任何源自生活的某种力量的约束。至于这位上帝是谁,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很在意。


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在我专门研究佛教以后,我还想做一个基督教研究的学者。现在,或许还能做一些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投身于基督教研究的冲动几乎没有了。人生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慢慢成了一个佛教学者。从1993年到2005年,我几乎所有的精力是在研究佛教,其他的学术兴趣不断萎缩。但在2005年,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担任北大哲学系副主任。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一个“官”,而是一份苦差,所以很多年以后我表示要解任不干的时候,那是发自真心的。但在2005年,我还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对这个“副主任”还是很好奇的。上任伊始,发现正好是北大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我就想搞一次纪念活动,但实际上根本就没人理我。我想那就算了,但我还是偷偷地给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搞了一次庆祝,决定要开一门新课——中国宗教史,要在各门具体的宗教史的基础上,开设一门综合的中国宗教史。从整体上去认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也就是我当年要从上海到北大的原因,理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宗教”只是一个概念,它要比“哲学”更真实地体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甚至还有丰富的民间信仰。哲学家的思想和老百姓的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既想了解天才人物的思想,更想了解平凡人物的心灵事迹,包括他们真实的信仰、他们对于世界的真实理解。“中国宗教史”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2年,这中间有很多老师参与。记得第一次上课,我请楼先生开场,那个学期还请了系里四位老师一起主讲,后来就成了王宗昱老师和我隔年的秋季轮流主讲。我们希望建构一个从整体上认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宗教史,这门课是大类平台课,我们希望其他专业的同学也能对此有所了解。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龄相对算老的老师,非常在乎自己讲授内容的完整性,很在乎知识的系统性。不过,现在的年轻学生好像更关注知识有没有意思,如果觉着没意思,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老师嘴里的“系统性”。


时代确实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注点。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想学一个东西首先追究的是一种原原本本的来龙去脉。比如我要学神学,那神学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展的、现状如何,在学了这些基础知识以后,才去讨论谁最有意思。现在的学生一上来就问:谁最有意思?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又比如我们当年读书,要读到一本书挺不容易的,要获得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挺不容易,更不要说与人讨论。现在孩子们拿手机百度一下,知识性的东西就都知道了。我们现在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学生最关心的事情直接告诉他们,激发他们的兴趣,把研究的理由、方法以及有趣的话题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钻研下去。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更习惯专业教育。现在的通识教育,实际上更强调不同专业之间的结合点,真要讲好这样的课程,对老师的知识面要求更高,对老师的理论思辨能力要求也更高,老师在课堂上要有“撩人”的本事。对大学老师来说,读材料、念讲义的时代结束了。我自己讲中国宗教史,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教学上的变化。北大学生的知识面很宽,领悟力也很强,他们要的并不是系统讲授,这只需要点到为止,他们更需要深入的分析,然后回去自己“炼”。要逼他们回去自己看自己写,还要跟他们讨论,表情还不能太正经,这可能比讲课更重要。在学生时代,我从神学走进佛学;当了教师以后,我跟自己的学生一起成长,又从佛学走到了中国宗教——在我看来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研究视角。


我的天台宗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从此我被认为是研究天台宗的学者。但我更关心天台宗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新思想,更愿意了解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社会之间的磨合过程。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带来了一堆新的术语,还有一批新的经典,这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经典谱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最近的研究,是在考察佛教的传入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医疗文化系统。在宗教史上,不光是佛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借医传道,这是有普遍性的规律的。宗教徒和医生一样,都在“救死扶伤”,一个在乎肉体的健康,一个更在乎精神的存在,尤其关心死后的生命状态。医学与宗教,有太多太多的交集。如果医生、病人的内心对生命一点敬畏感都没有,治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佛教自己有一套医疗文化,明确地区分了两种疾病,一种是生理性的疾病,一种是心理性的疾病。佛教在治疗心理性疾病上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办法能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平安、宁静,让人没那么多的烦心事。念经也好,打坐也好,单纯地相信佛、菩萨、师傅的加持力,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让人没有杂念。这里有科学也有宗教,而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总是在虚幻与真实之间,如同清醒与睡梦。


最近半年,我一直在研究天台宗里面涉及治病的内容。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读到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感觉,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系统地讲了好几遍中国宗教史,再来看这些材料,就发现这背后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宗教为什么会对我们中国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它有实际效果,这个实际效果就是医疗,它真正影响到了我们的医疗文化。


天台宗特别重视经典和禅修这两个方面,它的核心思想是止观修行。智者大师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如何治病,认为止观的显著功效之一就是治病。


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智者的讲解大量引用了中医的说法。在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医取得重大发展的时代。从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来看,南北朝的瘟疫控制得非常好,要比此前的两晋时期少很多。这很可能与当时佛教、道教在传法的时候大讲治病有关。治病,看上去好像很普通,没有什么思想内涵,但是怎么治病,却大有玄机。采用什么医疗技术与医学理论,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化构成。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主动融合,是佛教中国化的真实体现。这是我最近非常关心的事情。而印度的佛教,到了隋唐,成了中国文化取得新的突破的重要原因。


佛学院的宗旨


我们常说,北大有三大功能:一个是学术研究,一个是人才培养,一个是社会服务。按照我们校长的说法,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为什么请你来教书?因为你学术研究做得好,但把你请来了,就要教书育人。特别是人文学科,更要把教书放在第一位。


我们有时候也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譬如,我的专业是佛教研究,平时就和一些佛学院、寺院来往密切。譬如,我和深圳的本焕学院关系不错,从这个学院的创立到现在的运行,我不断地去参与、去了解。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宗教在眼下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家的生活经历、知识水平都不一样,包括家庭状况、收入结构,也都很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大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样。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人没有和社会同步成长或共命运造成的。如果这个社会退步了,你也要心甘情愿地退步,及时调整心态去面对它;如果这个社会进步了,你也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这是大势所趋,个人在这个社会大潮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对宗教徒来讲,整体上和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多多少少在排斥这个社会的进步,所有的宗教徒都有一定的出世倾向,只是程度不一而已。这种出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无聊,总是超脱一点,在生活里不是那么计较。这听上去是非常好的,但与社会的距离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们帮助办佛学院,是要培养能够去领导或者引导普通佛教徒的精英,让佛教徒能够与这个社会共成长,适应这个社会。这是我们办佛学院的一个目的。


要让佛教徒与社会共成长,并不是要他们成为一个俗人,而是要他们跟得上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更新,包括对佛教自身的理解。这段时间我经常讲,中国佛教再启航,要有一个新的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我把它概括为八大宗派、三大语系、五大宗教。八大宗派就是我们传统的佛教宗派,历史上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八大宗派;三大语系是藏传、汉传、南传,藏传佛教主要是藏语的经典,汉传佛教有汉语的经典,南传佛教有巴利语的经典,三大语系同时出现,就要我们对佛教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五大宗教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我们对当前其他的宗教要有很好的认识,跟谁在做邻居心里要明白。这听上去好像太难了,但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个想法就可以速成。首先只是一个大概的认识,接着要了解儒家的思想、党的宗教政策。中国佛教徒要有力量,要有自信,首先要有足够的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首先要把家底摸清,最重要的家底就是佛教自身的传统。


中国佛教徒要有新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佛教精英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素质,这就得靠教育。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专门做佛学教育,我们建议佛学院推行分流制度,有一批是扫盲级的,有一批是精英培养级的。扫盲级的人对八大宗教有所了解,甚至只要了解一两个宗派就可以了。但是精英班是835部队,对八大宗派、三大语系、五大宗教都要有所接触。


佛教也要与时俱进


研究佛教有两条基本的路线,区别是把佛教放在中国文明史里,还是放在世界文明史里。更多强调它是外国的起源时,那么在中国境外有很多不同语种的佛典,还有它的历史,这个时候你是把佛教放在一个世界文明史的框架里去理解;更多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时,那么这是放在一个中国文明史里去理解。我的佛教研究,总体上是按照中国文明史的框架去理解的。但是现在一方面,我们要把佛教还原到世界文明史里面去,要了解佛教从最初到后来的传播,一直到今天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把佛教放到中国文明史中,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接触的这种佛教实际上是有自身特色的佛教,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但也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才会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进一步与时俱进,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佛教宗派,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等,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发展,我称之为历史上的阶段性终结。到现代社会,中国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要面对整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新格局里面我们怎么去理解知识和文化,怎么让我们的老百姓与时俱进、有文化自信,怎么重新激活儒家思想,这些是我们这一代学者要做的工作。


现在想激活儒家思想的一些学者也好,社会上的一些实践者、倡导者也好,他们有时候还想让儒家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我想这有点夸张了,不太可能的。怎么重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里激活儒释道的思想,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既能让我们的老百姓满意、有自信,又能够让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喜欢?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


(本文为《我在北大当教授:20位北大学者访谈故事集》一书书摘,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流水】

标签:李四龙 佛教大世界 中国化 中国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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