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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上)
来源:学诚法师新浪博客 作者: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学诚 发表时间:2016-07-06 07: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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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学诚会长在2016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义学研讨会暨第二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上
 

      摘要: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文中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金陵刻经处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从博搜广弘大乘经典、重兴义学研究热潮到启迪社会革新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坚守到世界弘法的国际视野等多方面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金陵刻经处  佛教义学   杨仁山居士   太虚大师   欧阳竟无
 

引言

       一个半世纪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国力衰弱、列强入侵、国内战争、社会动荡的内忧外患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第一主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金陵刻经处,刻经演教,育才研究,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弘法利生的光辉历程,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近代复兴,同时也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独特宝贵的精神资源,被公认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1]。饮水思源,薪火相传,在我国正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伟大复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佛教助力中国梦的今天,研究回顾金陵刻经处对于近现代佛教义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对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启示,而且能够为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复兴带来思想灵感,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一、金陵刻经处一百五十年回眸

       1、金陵刻经处创立的背景和因缘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延伸。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佛教由于自身积弊日深、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挤压,也已衰败至极,处境艰难,命若悬丝。正如太虚大师曾经指出:“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2]

       面对民族与佛教的双重危机,大批爱国爱教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开始了刻印流通经典、研究佛教义理、培育佛教人才的弘法利生事业。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名文会,祖籍安徽石埭,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自幼颖悟,聪明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3],并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亦有兴趣,在他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也融会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但他淡于名利,不愿为官。

       1864年,杨仁山居士在回乡料理父亲丧事时,感染时疫,于病中研读《大乘起信论》,连读数遍,爱不释手,遂启发宿慧,窥得其中奥旨,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4],并“凡亲朋往他省者,必央觅经典。见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刹竿,有无经卷”[5],欲寻求佛经以深入研读。但当时江南久历兵燹,佛教典籍损毁殆尽,殊难觅得。1865年,时杨仁山居士初至金陵,管理工程建设,遍事搜求佛经,也仅“得经书数种”[6]。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7]认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8]1866年,居士移居南京,在精于佛学的同事王梅叔家中发现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顿感“喜出望外”[9],遂与郑学川等学佛同道共同筹划刻经事业,联络社会各界捐资,于当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并作《重刊净土四经跋》,标志金陵刻经处始创。

      2、开展的工作

       金陵刻经处自创办以来,集刻经、研究、讲学于一体,在流通经典、重振义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刻印流通佛教典籍、画像

       自1866年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后,1868年杨仁山居士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刻经处工作正式启动。《募刻全藏章程》规定刻经处书籍刊刻形式为“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刷印流通”[10],所刻经籍,“拟照楞严寺书册本目录,不复增减”[11],“须分先后缓急。不拘经、律、论等,但取现前所亟需者为第一起。捐得某部之资,即将某部开雕”[12],但并非所有经书都能刊刻,“名德撰著,藏内未收者尚多。全藏刻竣后,倘有余力,须众议僉同,亦可续刻。或有指刻某部者亦听。但非由戒定慧三学出者,不得滥收。”[13]晚年,杨仁山居士有感于当时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14],亲自手订《大藏辑要》目录,收入经籍460种,计3300多卷,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

       金陵刻经处印经,遵循“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15]的三不刻原则。在法义上审慎辨析,在版本上严格选择,在内容校勘上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16],版式疏朗,刻工精致,纸质绵柔,字大悦目,从内容到形式均堪称精良,因此所刻印经籍被称为“金陵本”、“宁刻本”,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除了刻印佛经,杨仁山居士还潜心研究佛教造像,依据《造像量度经》,审定章法,并延请著名画家绘刻精美佛画,摹绘刊印流通。金陵刻经处所刻印之佛像,章法谨严,层次分明,形神兼备,清净庄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刻印风格,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及艺术价值。

       本着弘法利生的精神,金陵刻经处所刻佛典采用书本形式,方便携带;所刻印流通的经典佛像,只按纸墨印工计算成本,使一般大众易于获得。如杨仁山居士晚年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17]“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18]

      2)研究、讲学,培养佛教人才

       杨仁山居士心怀大愿,而尤对当时中国佛教教风不振、教理不明、戒律废弛、佛教整体势态颓败深感忧虑,认为唯有提倡兴办新式的僧教育才能挽救佛教于“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19]。杨仁山居士在《与某君书》中说:“鄙人所期于后学者,将来可作人天师表,开阐如来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权小,则末法衰颓之象,或可振兴乎?”[20]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祗洹精舍,培养佛教人才,振兴佛教。开课两个学期后,因经费不支而停办。

       祗洹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居士又与同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针对佛教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复兴“本师释尊之遗教”[21],居士被公推为会长。“该会每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22]参与者多为当时学界名流。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去世;1914年,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又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大兴研究讲学之风;1922年,复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继续培养佛教人才。

      3、历史与现状——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

       金陵刻经处地址于1868年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时设于南京鸡鸣山北极阁,后迁至常府街杨仁山居士暂住处,后又转迁至花牌楼居士租赁的住宅中。为使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场所,更好地开展刻经弘法事业,189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购置一块土地,建造新房,全家人连同刻经处一起迁入。不久,母逝,三年服阕,即劝三子:“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毋以世事累我。”[23]1901年,令三子立“分家笔据”,并特意叮嘱:“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系父亲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踞。俟各房自造住宅,即当移居。经局刻板之资,系十方善信捐助,永远作为公业。”[24]“近年家用不敷,积有欠债。通盘清算,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以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25]居士舍宅为法,爱教利生,悲心可鉴。此即为现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界处,白下区淮海路35号。

       1878年与1886年,杨仁山居士曾受邀先后随外交官曾纪泽和刘芝田,以参赞身份出使英、法等国,深入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文化等,深刻认识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26]“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27]“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28]刻经弘法之心更加坚定。

       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爱教之心,振兴国家民族的信念,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复兴中国佛教,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居士曾说:“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时之力”[29];才会有异常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在百事堪哀的当时就深情地展望:“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30]

       从1866年金陵刻经处创立始到1911年去世,杨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四十五年,期间不辞艰辛,海内海外,遍求佛经,文义版式,精择善本,亲主勘刻,广事流通,研习教理,培育人才,“奋起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31]。其所开创的佛教文化事业,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全面复兴。

       1911年秋,杨仁山居士去世。后人按其“经版所在,即灵柩所在”[32]的遗愿,将他安葬在刻经处深柳堂之后,竖塔为志。并按照居士生前的要求,于当日组织佛学研究会同仁在南京碑亭巷蒯寿枢住宅开会,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讨论组成金陵刻经处董事会,公推梅光羲、吴繆、欧阳石芝、狄楚青、叶子贞、梅光远、李翊灼、王雷夏、李世由、蒯若木、濮一乘等11人为董事[33],并承居士遗意,由其门生欧阳竟无、陈镜清、陈宜甫三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继续刊刻《大藏辑要》及其他佛经论疏。在董事会的勉力护持下,刻经处虽于日后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之中,仍得以艰难维持。

       欧阳竟无担任编校主任后,于1914年在刻经处成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讲习佛法,兼事刻经。1918年,复以研究部为基础筹备创办支那内学院,并于1922年正式成立。1922年,由于善款用完,《大藏辑要》刊刻中止,刻经处仅以少量经典的刊刻维持业务,到1938年,业务基本停顿。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欧阳竟无率支那内学院师生入四川江津继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进入,刻经处亦遭摧残,经版、房舍损毁重大,此后日渐衰落,濒于停顿,至1948年只剩下陈宜甫一人看守,刻经处房屋被众多租客占领,沦为一个大杂院。

       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看守无人,业务完全中断。杨氏后人向在上海的赵朴老告急,联系了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支会决定予以支持,邀集上海佛教界缁素大德开会,在支会组织下成立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推定圆瑛、应慈、持松、亦幻、清定、苇舫、妙真等法师及赵朴初、方子藩、游有维、郑颂英、林子青、倪正和诸居士等二十三人为委员,赵朴老为主任,并决定由徐平轩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徐平轩到南京就任后,立刻在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务处领导下,会同南京佛教界共同协助,于1952年6月恢复了印刷、流通两项业务[34]。

       1957年1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秘字第1968号函同意金陵刻经处自1957年1月起为中国佛教协会隶属下的事业单位。自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陆续展开了对刻经处经版、书籍、房屋的整理恢复工作。同时,将支那内学院及扬州、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刻经处的经版汇集于此,统一整理保管,经版最多时达15万余片,业务一度重振,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发行国内外。

       文革中,金陵刻经处再遭重创,人员遣散,房舍被占用,大量经书和3万多块经版被焚毁,许多珍贵文物及手稿散失。幸得周总理殷切关心,所藏经版中的12万多块才得以保存下来。1973年5月13日,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居士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接见中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总理当即下达“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35]的指示,并吩咐赵朴老安排恢复工作。此后十年中,赵朴老九次亲赴南京[36],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许多难题。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恢复工作,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新开印《净土四经》、《百喻经》、《杨仁山居士遗著》,赵朴老撰《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自此开启了和平时代金陵刻经处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金陵刻经处自创办以来,一直传承着有千余年历史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以“刻版、刷印、装订”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2006年,“金陵木刻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7]。2009年,金陵刻经处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一起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8]。

       从历史到今天,金陵刻经处在刻印流通佛典、保存刻版及文献资料、兴办佛教教育、带动佛教义学研究,以及传承雕版印刷、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范围汉文木刻版佛典的出版中心。

      二、佛教义学的历史渊源

       1、“佛教义学”的概念

       佛教中“义学”一词,我国古已有之。《释氏稽古略》中这样定义“义学”:即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又称解学。如俱舍、唯识之学,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亦即有关教义理论之学问。[39]

       要而言之,佛教义学,就是指为了如法进行修行实践以获得修行成就,而对佛教教理教义进行思维、理解、阐释的行为和结果。

       历代《高僧传》中,都将“义解篇”排在“译经篇”后第二位,而经典的翻译本身更唯义解超人者方堪胜任。如《高僧传》中云:“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琊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祇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咨析,妙得本旨。”[40]《宋高僧传》:“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41]唐宪宗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文中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者,释迦如来于耆阇崛山与文殊师利、弥勒等诸大菩萨之所说也。其梵夹,我烈祖高宗之代,师子国之所献也……乃出其梵本,于醴泉寺诏京师义学大德罽宾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译其旨,命谏议大夫孟简等四人润色其文,列为八卷,勒成一部。”[42]

       太虚大师曾讲:“故弘始三年,淳风东扇,于是诏天竺法师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及义学沙门三千余僧,手执梵文,口翻解释五十余部。”[43]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也提到,“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44]“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家,而且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的译师。”[45]

       而我国唐代的玄奘大师为求得重要的唯识经典《十七地论》的原本和解答佛法疑难问题,踏上策杖孤征、西行求法的路程,经历110国,行程5万余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当时中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师从戒贤法师精研唯识经典和其他佛教理论。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精通法相唯识、般若中观和其他大小乘佛法,还熟练地掌握梵文、因明、声明等学问。因通达佛法并在印度各学派交流辩论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美誉。大师于公元645年载誉归国,带回佛经657部,在其后长达19年的岁月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夜以继日翻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75部1335卷,将中国佛经翻译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译”时期,并创立发展了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为推动中国佛教发展、充实和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2、佛教义学研究的意义

       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学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佛陀把学习佛法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到佛法的要旨。

       从历史上看,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也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八大宗派于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学者辈出,著书、立说、讲学等义学活动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谈经论禅。因此,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两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展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同样的,诠释经典也不能当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要与实际的修学次第相融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

       由此可见,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径,是住持、传承、弘扬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

       3、近代以前的中国佛教义学

       “中国佛教经典阐释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格义佛教’,到南北朝时代阐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与学派繁荣,到隋唐时期的八宗竞秀与义学兴盛,再到近现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人间佛教’思想兴起,中国佛教的经典阐释创造了光辉的思想宝藏,形成了深厚的义学传统,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46]

       公元一世纪,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并随着西域僧人的经典翻译而流播中国。最突出的代表为月氏国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影响甚巨。被称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然后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也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是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47]

       公元四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如: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48]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49]。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遂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在之后长达十七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全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系统而完整的佛经论典,不但为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他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大乘各宗派百花竞放,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及华严宗、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50]

       唐朝末期,佛教惨遭武宗灭法,佛教的社会影响遭到极大削弱,加上宗派之间的门户成见,宋明理学的兴起,对佛教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佛教义学也趋于长达千年的衰落。直至近代,在杨仁山居士等大德的全力振兴下,佛教义学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如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讲到:“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844)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51]“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的讲,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52] (待续)
 

参考文献

《高僧传》,[梁]释慧皎撰,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宋高僧传》,[宋]赞宁撰,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

《释氏稽古略》,[元]释觉岸撰,《大正新修大藏经》,1934年版

《杨仁山居士遗著》,金陵刻经处辑,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

《杨仁山全集》,周继旨校点,黄山书社,2000年版

《太虚大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欧阳渐文选》,王雷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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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独秀文存》,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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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思: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纪念专辑》,金陵刻经处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佛教》,赵朴初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佛教的复兴》,[美]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著,王雷泉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

 [1]  [美]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中国佛教的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  太虚大师:《告徒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3]   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74页。

 [4]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2页。)

 [5]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2页。)


 [6]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2页。)


 [7]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8页。

 [8]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2页。)

 [9]  杨仁山:《重刊净土四经跋》,《等不等观杂录》卷三,《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八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88页。)

 [10]  杨仁山:《募刻全藏章程》,金陵刻经处同治七年八月(1868)刻本。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杨仁山:《大藏辑要叙例》,《等不等观杂录》卷三,《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八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73页。)

 [15]   杨仁山:《与郭月楼书》,《等不等观杂录》卷六,《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67页。)   

 [16]  杨仁山:《与释自真智圆国瑛书》,《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30页。)

 [17]  杨仁山:《报告同人书》,《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18页。)

 [18]  杨仁山:《报告同人书》,《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17页。)

 [19]  杨仁山:《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40页。)

 [20]  杨仁山:《与某君书》,《等不等观杂录》卷六,《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468—469页。)

 [21]  杨仁山:《佛学研究会小引》,《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7页。)

 [22]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4页。)

 [23]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4页。)

 [24]   《杨氏分家笔据》,《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9页。)

 [25]   《杨氏分家笔据》,《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9页。)

 [26]   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二》,《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 

 [27]   杨仁山:《南洋劝业会演说》,《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43页。)

 [28]  杨仁山:《支那佛教振兴策二》,《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3页。)

 [29]   《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84页。)

 [30]   杨仁山:《观未来》,《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七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330页。)

 [31]   沈曾植:《杨居士塔铭》,《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金陵刻经处1981年重印版。(《杨仁山全集》,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572-573页。)

 [32]   管恩琨:《一点追忆——周总理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佛教文化》2006年第5期。

 [33]   陈宜甫:《金陵刻经处之过去与将来》,1946年12月作,藏金陵刻经处。转引自罗琤《金陵刻经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34]  《南京金陵刻经处正式恢复印刷流通》,《弘化月刊》第133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第71卷,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8年版。

 [35]  管恩琨:《一点追忆——周总理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佛教文化》2006年第5期。

 [36]  赵朴初:《三月三十一日访金陵刻经处》附识,《闻思:金陵刻经处130周年纪念专辑》,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7] 《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140周年》,新华网,2006年09月22日。

 [38] 《端午、妈祖信俗等22个中国项目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中国新闻网,2009年09月30日。

 [39]  (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册,1934年版。

 [40]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三,《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41]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三,《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

 [42]   唐宪宗:《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乾隆大藏经》第0950部第61册,中国书店,2007年版。

 [43]   太虚大师:《梵网经与千钵经抉隐》,《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4]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45]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46]   学诚法师:《在2015中国佛教讲经交流研讨会上的讲话》,《法音》2015年第12期。

 [47]   参阅:学诚法师,《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在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基调发言》,《法音》2010年第10期。

 [48]   同上。

 [49]  赵朴初:《中国佛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0]  赵朴初:《中国佛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51]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52]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

【责任编辑: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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