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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之地:中国佛教文化之滥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张杰 发表时间:2017-01-18 0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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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梦金人、永平求法,沙门西来、白马驮经……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史,在河洛山水之间留下太多佳话。“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说的就是历史上洛阳的崇佛热潮。白马寺、龙门石窟……这些享誉中外的佛教胜迹,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标志,也融入到河洛文化的千年脉络之中。

 

 

夜梦金人、永平求法,沙门西来、白马驮经……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史,在河洛山水之间留下太多佳话。“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说的就是历史上洛阳的崇佛热潮。白马寺、龙门石窟……这些享誉中外的佛教胜迹,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标志,也融入到河洛文化的千年脉络之中。

 

白马寺: “中国第一古刹”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诸家杂说纷陈,尚无共识。但在中国众多的寺院中,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的白马寺却被佛教各宗各派尊称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因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地建立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的创建,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正式传播。

 

白马寺位于今洛阳城东约12公里。出了洛阳市区一路东行,城市的繁华渐行渐远,车窗外城北的邙山山脉横卧在雾色之中。在路北一座气势巍峨的牌坊建筑前,司机停下车说:“这里就是你们要找的白马寺。”这座牌坊以高耸矗立的青灰石柱形成三券洞结构,上面刻有“觉林”、“法苑”和“中国第一古刹”,凸显出其作为佛教重镇的庄严肃穆。牌坊以北约百米,白马寺坐北朝南,青瓦红墙和殿阁宝塔掩映在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丛中。山门上方木质匾额上的“白马寺”三个字,由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所题。山门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尊标志性石马雕像。

 

白马寺的创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关于其由来在《理惑论》《后汉纪》《高僧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或详或略都有记载,颇具神奇色彩。现置于白马寺山门内东侧的碑楼上刻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记载了被称为“永平求法”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事件。碑文因碑体剥蚀严重,已难以辨识。据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介绍,相传汉明帝夜梦金人。醒来后,询问朝臣,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明帝派遣使者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正好遇到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遂邀请二高僧同来中国讲经授法。汉明帝为礼重高僧,先是安排他们住在鸿胪寺(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继而在永平十一年,敕令于当时的洛阳城西雍门外御道以北,按天竺佛教传统样式修建寺院。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取名“白马寺”,“寺”源于鸿胪寺的“寺”,此后便成了中国僧院的泛称。但据洛阳师范学院教授郭绍林考证,最早记载建寺的文献《理惑论》并没有提到白马寺的称谓。洛阳白马寺属于原创,时间最早,级别最高,因而被称为“释源”、“中国第一古刹”。

 

白马寺之所以被称为“祖庭”和“释源”,还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在这里译出了最早的汉文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因全书经文共有四十二章(段)而得名。该经翻译完成后,汉明帝非常重视,下令将其藏于兰台室。“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正如徐金星所说,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因而这部早期佛典对佛法在中土初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汉后期安息人安世高、月支人支娄迦谶等都曾来到洛阳弘法传教,或曾于白马寺译经。此后,被后世称为中国律宗之祖的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在白马寺又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祗戒心》,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曾在这里翻译出《文殊师利净律经》《摩逆经》《正法华经》等佛教著作。随着佛经翻译的兴起,佛教得到广泛传播。

 

跨入白马寺院门内,院落柏树森森、绿意浓浓,刻有莲花开放的中轴线行道两侧有两位佛法先驱者的墓园,东园为摄摩腾墓,西园为竺法兰墓。

 

徐金星介绍,事实上,白马寺自东汉建立后,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曾伴随佛教的兴衰几经兴废。从东汉的初兴到北魏对佛教的崇尚,其时作为国都的洛阳佛寺栉比,多达近1400所,白马寺乃是其中巍然大寺。到了北魏永熙年间,祸乱迭起,白马寺也遭到破坏。隋唐两代,佛教发展臻于鼎盛,白马寺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武周时期,白马寺得到大规模重修。然而,经历了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的战火以及唐武宗灭佛事件,河洛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受到压制。

 

尽管如此,作为“祖庭”和“释源”的白马寺,依然受到唐以后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视。如今,东汉时期的白马寺在地面上已无迹可寻。现存的院落结构基本为明代大规模重修后的形制。据今寺内所存《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文记载,在此次重修中,修建了前后大殿各五楹,左右配殿各三楹,新塑诸佛、菩萨等神像。其中大佛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九级歇山顶,筒瓦覆盖,飞檐高翘,古色古香。徐金星介绍,现在的白马寺围墙之内为一个长方形院落,地面面积4万平方米,和明代重修时占地62亩的记载基本相合。

 

沿寺院中轴线上行,依次分布着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五重殿阁,是白马寺的主要建筑,附属建筑罗列于中轴线两侧,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简约规整。徐金星告诉记者,从东汉时期以塔居寺院中心的印度佛教建筑样式,到隋唐时演变以楼阁为中心、以庭院为族群的形式,再发展为明代以佛殿为主体的多重庭院式布局,白马寺建筑形制的历史演变体现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古代洛阳佛寺以规模宏大、数量众多而闻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年代更迭,佛教兴衰沉浮,许多古寺已然不存。截至2014年,经洛阳市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古寺尚有56处。曾经的中国佛教早期传播中心、中国佛教重要宗派禅宗的发祥地,河洛一带在历史上长期是崇佛之地,高僧大师荟萃,共同谱写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华彩乐章。

 

龙门石窟: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宝库

 

在洛阳盆地南部有一条河,被称为“伊水”。伊水北行至距今洛阳市区10多公里处,贯穿于东西两山之间,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形成了天然“阙塞”景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作为古都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在这里,古人还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它就是龙门石窟。当那些曾经体现佛教兴盛的庙宇寺院难敌岁月沧桑时,龙门石窟——被凿刻在山体岩石上的文化印记,历经千年风雨,今人观瞻依然为其艺术魅力所震撼。

 

龙门开窟造像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拓跋部的“石室情结”,贵族尊佛之风,与洛阳深厚的佛教文化土壤、龙门秀美的生态环境相结合,促成了龙门石窟这一大型皇家石窟群的诞生。“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是龙门佛教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徐金星介绍,该时期开凿的代表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等。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段,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雕刻装饰最为富丽、碑刻题记数量最多的一个洞窟。古阳洞始凿于493年,是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营造的第一座大型洞窟。据统计,北魏洞窟占石窟总数约30%。事实上,在龙门石窟开凿之前,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在新疆等地区已形成一些早期石窟艺术。但石窟研究者通过比较发现,早期石窟较多保留了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因素,而龙门佛教造像艺术一开始就呈现出“改梵为夏”的趋向。北魏龙门造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表情温和、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机。“这种明显的‘中原风格’展示了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改革、促进民族融合进程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对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规律的悟性与强烈追求。”徐金星说。

 

经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隋朝统一南北后,隋唐雄浑瑰丽的时代风潮带来第二次开窟造像的高潮,其中唐代造像约占龙门石窟全部造像的60%,大部分在西山,代表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摩崖三佛龛、万佛洞、奉先寺等。唐高宗和武周时期是唐代造像艺术的成熟时期,这时的石窟造像在题材、个性方面,都有了新的飞跃。

 

其中位于龙门山南部、赫赫有名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就是在这一时期完工的,是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雕刻最为精湛的一组群像,被世人看作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典范之作。据卢舍那佛佛座北侧《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显示,该龛由唐高宗所建。大龛坐西朝东,南北宽近40米,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共九尊大像。主尊卢舍那佛像通高17米多,头高4米,耳长1.9米,面容丰腴饱满,修眉清秀如新月,双眸澄澈似秋水,目光慈祥又显睿智;嘴角上翘,微含笑意。主佛两侧,严谨持重的迦叶、温驯稚拙的阿难、雍容华贵的菩萨、英武威严的天王以及瞪目怒吼的力士,无论是形象的雕塑还是神韵的刻画,都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与主佛卢舍那一道构成了一座瑰丽的人物艺术画廊。

 

“卢舍那是《华严经》中的佛。”郭绍林告诉记者,根据佛教华严宗的解释,佛有三身:一是法身,指先天具有的如来藏;二是报身,乃经过修持佛教正道而证得果报之身;三是应身,是佛为解救三界六道众生而变现出的天人鬼龙等形象。卢舍那是报身佛,是一位极为庄严神圣的佛的形象。

 

据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考证,随着唐代佛教新经典的译出和宗派的形成,龙门唐代造像题材为之扩大:除北朝已流行者之外,又出现了优填王像(即释迦佛像)、业道像、地藏菩萨、宝胜如来、维卫佛、药师佛、卢舍那佛、大日如来、十一面三十二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西方净土变、传法廿五祖、廿九祖等形象,同时还有刊佛经、造经幢、镌佛塔、刻药方等做功德之举。

 

经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代,陆续约400年的开凿,形成了今天窟龛密布、造像精美、气势恢宏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在现存2300多个洞窟中,大小佛像共计达10万余尊。透过这些体现不同时期时代特征的佛教造像,可以窥见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另有2860余块碑刻题记,内容涵盖广泛。学界认为其具有补史之缺、证史之误的重要价值。

 

蔚为壮观的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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